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涨薪潮震动西方 “刘易斯拐点”现中国

编辑:青越人才网 来源: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 作者:李薇 热度:25 日期:[2010-6-22]
 到6月初,中国已有十几个省市调高最低工资,平均涨幅10%以上,多家出口制造业标志性企业大幅提薪更是引发世界震动。各国媒体惊呼,廉价劳力将不再是中国的代名词。中国企业加薪的背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:随着富余劳动力的减少,中国已触及“刘易斯拐点”,来华投资企业已意识到“世界工厂”不再是廉价劳动力“天堂”了。 

  现象 

  沿海企业普遍涨薪 

  中国的薪资水平仅相当于墨西哥的1/3,巴西的1/4,人们认为富士康30%的工资涨幅并不大。到6月初,今年中国各地已有十多个省区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,湖北、宁夏、福建、广东、山东等省上调幅度超两成,上海、浙江和广东的最低工资,已超过千元人民币。 

  不管此次中国企业加薪潮到底能给员工带来多少福利,可以肯定的是,一直被全球认为“廉价”的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。 

  法国电视1台援引法国奥弗涅大学学者勒纳尔的话称,中国工人工资水平提高是大势所趋,反映了社会的进步。西方应适应“中国制造”不再便宜的新情况,而中国也正试图在诸如新能源等领域加大科技投入,以尽快摆脱单纯依赖低成本劳动力争取出口优势的局面。 

  影响 

  “世界工厂”不再廉价 

  中国上一轮经济发展无疑要感谢廉价的劳动力。 

 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,中国经历了长达20年的生育高峰期,这导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劳动力优势集中爆发,到了20世纪90年代,劳动力的富余和廉价吸引了全球各国企业来华投资设厂,也直接将中国送入经济高速增长快车道。 

  不过我国人口结构正发生重大变化。中国将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曾指出,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看,中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(16岁至64岁)在2010年至2015年将处于峰值。“目前,我们正处于‘刘易斯拐点’的过程中,随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。” 

  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,被称为“刘易斯拐点”。在此拐点到来前,劳动力无限供给,存在“人口红利”。 

  数据表示,2005年到2009年中国工人数量一直略微超过职位数;而这个情况在2010年出现逆转。现在工作机会多过工人总数。 

  富余劳动力的减少最先让沿海企业感受到了。“民工荒”让企业经常抱怨找不到农民工;与此同时,农民工也抱怨企业给出的薪水过低。 

  薪金水平一部分反映了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,而更大部分地反映了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的中国农民工是区别于“70后”的。 

  悬疑 

  国际企业是否撤退 

  中国工人涨工资牵动着全世界庞大的产业和利益链条。有专家指出,由于人力成本是企业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“世界工厂”加薪潮会给企业带来沉重的成本压力,实力不济的企业可能将遭淘汰,全球将引发消费品价格提高。而且,外资企业会不会因为中国劳动力告别廉价时代而撤退,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呢? 

  美联社预计,可能会有数以千计的公司不得不把业务搬到越南等低人力成本国家。印度媒体也表示,中国的工资上调可能对印度有利。在中国沿海地区设厂的外资正考虑向印度等地搬迁生产能力。 

  不过,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姚坚表示,外资看重中国的几点因素并未改变。首先,63%的外资看重的是中国市场的未来潜力,其次,中国相关产业配套比较完善,比如笔记本电脑涉及的上下游产业,在中国都能找到很好的支持渠道。最后,中国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市场。目前,中国每年有600万的大学毕业生,此外还有大量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。 

  结论 

  经济转型必经之路 

  针对这轮中国企业加薪潮,全球发出更多的是赞同的声音,认为中国农民工若有更多工资进账,将会带动中国的消费能力,从而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。 

  许多专家认为,给工人口袋中放入更多钱,将会促使他们尽快转变成消费者,也加快中国向进口市场迈进。渣打银行经济学家严瑾说:“这是一个好消息,它将开始推动消费开支。” 

  金融危机的爆发,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。如何从以投资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结构转向以消费为主的结构?如何让老百姓敢于消费、乐于消费?那就是老百姓兜里有富余的钱,提高国民收入,增加工资是硬道理。 

  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不可能永远依靠制造业发展。美国、日本都曾经完成了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。制造业的优势很可能会被其他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国家所取代,但产业升级、经济结构合理化则将成为必然的路径。 

 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外国媒体的赞同。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称:“这是一个分水岭。涨薪潮注定要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。”瑞士《视野报》报道,这是“一个时代的结束,另一个时代的开始”。较高的工资对中国也是重要的,这可以推动国内消费,使中国经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。 

  名词解释 

  刘易斯拐点: 

  劳动力过剩转向短缺 

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、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、美国黑人经济学家阿瑟。刘易斯(W.ArthurLewis)1954年发表了题为《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》的论文,首次提出“刘易斯拐点”这一理论: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,指在工业化过程中,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,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,最终枯竭。 

  如图,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,纵轴表示工资水平。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,随着AD1右移至AD3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,即刘易斯拐点,在过去民工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,随着特定的背景因素的变化,如果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,出现民工荒。 

  新闻链接 

  涨薪潮降临新兴国家 

  不少被认为在经济上拥有强劲上升空间的发展中国家,差不多同步地走到了一个新阶段——涨薪潮降临。处在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,越来越迫切地希望从国家增长的GDP中分享红利。在越南,最低工资标准7年间涨了6次;秘鲁政府则在4年内调整了3次;而搅乱泰国社会数月之久的“红衫军”,诉求之一便是把日工资水平提高两三倍。 

  越南七年上调六次工资 

  越南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后的替代国家,但它也是给工人提高最低工资次数最多的国家。越南经济几年来持续增长,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000美元,但通货膨胀让越南普通劳动工人直接承受着物价上涨的压力,小规模的工人停工事件屡屡被媒体报道。为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,越南政府去年颁布新规,要求从今年年初开始,内资企业工人最低月工资从之前的80万越盾(1美元约合1.7万越盾)上调至98万越盾,外企工人最低月工资也调整为134万越盾。《越南经济时报》曾以“增加最低工资,是否终结廉价劳动力时代”为题发表文章说,自2003年以来,政府已经6次上调工资,连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将影响越南的廉价劳动力优势。 

  但这样的标准,在很多越南人看来,还是偏低。记者的一位越南朋友最近家里喜添男丁,但很快就为请保姆发愁。他告诉记者:“以前请个保姆每月只需100万越盾,现在竟然涨到200万越盾,这么高的工钱保姆才答应先做两个月。”在河内、胡志明市等大都市,很多家庭和餐馆已经闹起了“保姆荒”、“服务员荒”。为了多赚些钱,河内出现合开出租车的夫妻搭档。 

  “红衫军” 

  示威也为加薪 

 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,劳动者总感觉收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。泰国社会存在的分配差距日益拉大、社会不公等问题严重,是今年春天再次引发“红衫军”示威游行的一个主要原因。泰国商会大学最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,绝大多数工人认为自己挣得太少,只有不到1/4的工人表示自己“稍有储蓄”。泰国工会委员会的调查也显示,泰国工人每天必须加班4~5个小时才能挣够养家的钱。为此,泰国工会委员会呼吁政府将工人最低工资由每天210铢提高到250铢(约合人民币50元)。在泰国刚平息的“红衫军”示威中,反政府的“红衫军”开出的最低日薪要求是在300到600铢之间。曼谷很多行业的收入都是按照最低日薪210铢核算的。比如,在曼谷雇保姆一般每月要花上7000铢。餐厅服务员月工资相对少很多,只有4000铢,但会有额外的小费进账。曼谷出租车司机每天运营毛收入1100铢左右,减去上缴公司的车份钱和油费600铢,可剩下大约500铢。 

  秘鲁四年涨了两次工资 

  在南美国家,秘鲁的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,其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略低于其他拉美国家。过去4年,秘鲁政府给普通工人涨了两次工资。 

  2007年10月,最低工资由500索尔(约合180美元)上调至530索尔,2008年又上调至550索尔。政府如查到企业没有严格执行此项规定,会对企业处以两万多美元的罚款。2008年调整最低工资让超过70万秘鲁低薪阶层受益。但实际上,据秘鲁本国的一项社会调查,550索尔在秘鲁已很难维持生计。 

  在秘鲁首都利马唐人街一家大型中餐馆当招待的约翰尼,3年前在购物中心工作时拿的就是最低工资,但因为离家远,又要带饭,工资不够花,就应聘来中餐馆打工,虽然拿的还是最低工资,但离家近,还管饭,省了不少开支。约翰尼说,他每月租房子花250索尔、水电费50索尔,上小学的儿子花120索尔,再加其他开销,550索尔是月月光,好在妻子在家门口卖汽水,每月能赚200索尔补贴家用。约翰尼说,毕竟秘鲁的失业率很高,很多秘鲁人接受最低工资的标准,因为有收入总比没有工作要好一些。据环球时报 

  新闻观察 

  中国重走 

  “四小龙”涨薪之路 

  确定“最低工资标准”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,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,此后,欧美国家纷纷结合本国实际,建立各自的最低工资制度。中国给普通劳动者上涨工资的消息,也让很多国家,特别是欧美担心中国正在失去其作为制造业出口基地的最大优势——大量的廉价劳动力。不过,在这些国家看来,一个国家经济平稳发展,工人待遇改善也是大势所趋。 

  英国《金融时报》6月9日就以“中国走上四小龙道路”为题报道说,正像之前的日本和韩国、新加坡等“亚洲四小龙”一样,随着国民的富裕,中国也想在价值链上向上攀升,而且提高工资也是为了确保这个“世界最大制造机器”今后有足够的劳动力。德国《南德意志报》以“更多的钱给尊严”为题说,中国政府要“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民的收入,让工人享受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”,但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,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时,工厂利润就已经低得不能再低。  
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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